四、澳新两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对北京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迅速发展, 客观上促进我国农业摆脱了短缺时代, 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可以说, 我国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是符合我国农业生产消费实际情况的, 其流通效率并不比澳洲等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差。澳洲两国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各具特色, 也说明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没有标准化的模式, 不同国家不能简单地模仿而只能参考借鉴。综合来看, 澳新两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对我们的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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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将长期是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核心

澳大利亚、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 其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分布较明显, 如中国冬季蔬菜的主产地是海南、夏季蔬菜主产地是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北等冷凉地区。这就需要大市场、大流通来满足各地区的尤其是城市农产品供应, 而大市场、大流通需要批发市场这个重要的集散环节。相反, 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家农产品生产的空间和时间都比较集中, 本身在产地就基本完成了集散功能, 不需要批发市场来汇聚五湖四海、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所以, 澳大利亚通过6个中央批发市场来满足主要城市的农产品供应, 而新西兰通过不同的农业委员会来“垄断”产销。这就启示我们, 我国的国情决定北京的农产品供应需要批发市场来承担集散功能, 这是个长期的过程, 并不能认为市场经济发达后, 农超对接、电子商务等直销渠道会代替批发;也不能把批发市场视为低端、落后产业进行处理, 而应该尊重现实规律, 更加重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规划和建设, 把政策、资金的重点聚焦到批发市场提升而不是农超对接、农社对接等新型渠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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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在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中有所作为

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放开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放开市场、搞活流通不能视为政府可以对农产品市场流通不管不问。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 政府对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是有义务的。如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早期由各州政府所有并运营管理, 虽然后期多数转交民间企业运营, 但所有权归地方政府, 政府还向市场派驻人员进行监督管理。新西兰的农产品流通管理组织 (委员会) 是依法成立代表公众利益的机构, 代替政府行使服务、管理、宏观调控职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的管理义务有三方面依据: (1)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具有公益性, 需要政府参与; (2) 农产品市场流通的顺畅是政府扶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 (3) 农产品市场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因此, 政府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中应有所作为:一是投资或补贴农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做好农产品批发市场法律规范、规划、流通标准的建设;三是引导农产品产销对接, 畅通流通渠道;四是做好农产品市场波动的调控和市场风险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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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市场流通主体

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是规模农场主、大型批发商或代理商;新西兰农业以小规模农场为主, 但在政府引导下农场主组织形成了产销委员会 (联盟) , 由产销联盟来组织生产和销售。这两个国家以不同形式实现了农业生产流通的规模优势。相比之下, 国内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多为小农、小商贩, 我国的小农经济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学习澳大利亚那样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只能向新西兰学习, 通过把小散的主体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 就北京来说, 要积极培育统一组织生产和销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产销协会, 可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产销合作社中的带动作用, 其目的是克服单个农户创市场面临的风险、建立稳定的农产品生产—销售合作关系, 促进农产品产销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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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方面我们有后发优势

北京地产农产品形成了会员制、电子商务、休闲采摘等多元化的农产品流通模式, 而这些模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并没有中国这么丰富多彩, 澳洲两国农产品的电子商务更没有国内便捷、发达。所以, 我们在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方面具有后发优势, 其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革的阶段, 农产品面临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 如2000多万名北京市民对农业不仅有吃饱的需求, 还有吃好、吃出品牌、吃出花样、休闲娱乐、农耕体验等多种需求, 不同的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农产品流通模式来满足;另一方面我们在信息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物流配送方面具有明显的正向网络外部性 (用的人越多, 单个用户得到的收益越大) , 更适合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自身“互联网+”、共享经济方面的后发优势, 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发展变革, 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